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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VS杨绛:最懂女人的,还是女人

时间:2020-10-21来源:沸腾文学小说网 -[收藏本文]

自古文人多相轻,民国才女中的“顶级流量”——张爱玲与杨绛也不例外。

 

2016年杨绛逝世后,她的出版社老友钟叔河公布了与她来往的书信,其中一封写于2010年的书信谈及张爱玲时,杨绛如此写道:

 

我觉得你们都过高看待张爱玲了,我对她有偏见,我的外甥女和张同是圣玛利女校学生,我的外甥女说张爱玲死要出风头,故意奇装异服,想吸引人,但她相貌很难看,一脸‘花生米’,同学都看不起她。

 

我说句平心话,她的文笔不错,但意境卑下。她笔下的女人,都是性饥渴者……在我,汉奸是敌人,对汉奸概不宽容。'大东亚共荣圈’中人,我们都看不入眼。

 

夏志清很看重张爱玲,但是他后来对钱锺书说,在美初见张爱玲,吓了一跳,她举止不自然,貌又可怕。现在捧她的人,把她美化得和她心目中的自己一样美了。我没有见过她。

 

言语之间,有对外貌着装的意见,对文笔风格的评判,也有对文学史地位的质疑,直白到让人大跌眼镜。

 

 

然而与此相对应的,80年代张爱玲看过杨绛的《干校六记》后,对这部作品评价颇高,不禁称赞:

 

“杨绛‘六记’真好,那么冲淡幽默,而有昏蒙怪异的别有天地非人间之感。”

 

两人的人生本无太多纠葛,为何互评态度截然不同?

 

其实,杨绛对张爱玲的“看不上眼”,自有其原因。

 

 

两人在时空上的唯一交集,是曾共同生活于40年代沦陷区的上海。

 

上海沦陷后,杨绛过得很不如意。

 

战时生计艰难,读书人工作更不好找,清华高材生的她只得去给上海郊区一所小学代课,因为学校每月会发三斗米。

 

 

一日乘电车过黄浦江去上课,乘客照例需全体起立“迎接”日本兵的检查,杨绛起身稍稍慢了些,一个士兵走到她面前,用食指在她颔下猛地一抬。

 

大家闺秀哪里受过这等委屈,杨绛顿时大怒,咬牙切齿地冲日本人喊道:

 

“岂有此理?!”

 

车上陷入死一般的沉寂。

 

同车厢的上海小市民个个惊慌失措,这年头,还敢有人吼日本人呐?

 

那日本士兵可能也被惊到了,在与杨绛面对面僵持一会儿后,反倒悻悻然下了车,走了。

 

等电车重新开动,躲过一劫的其他乘客纷纷上前数落杨绛:

 

“啊唷!啊唷!侬哪能格?发痴啦?”

 

杨绛这才反应过来,自己差点没闯大祸。

 

 

癫痫病哪个医院治得好?no Sans GB", "Microsoft YaHei UI", "Microsoft YaHei", Arial, sans-serif; font-size: 15px; letter-spacing: 1px; overflow-wrap: break-word !important;"> 此时她一定想起了三姑母杨荫榆的悲惨遭遇:

 

四年前家乡苏州沦陷,日本人进驻城中作威作福。

 

作为先进知识分子的杨荫榆通晓日语,每每与士兵据理力争,因此遭人忌恨。

 

1938年元旦,两个日本兵把杨荫榆骗出家门,在一座桥上,一个士兵向她开了一枪,另一个随后将之抛入河中。看到杨荫榆还在水中游泳,竟又连着朝水里开几枪,残忍地将她杀害。

 

家族与侵略者有不共戴天之仇,而杨绛差点重蹈覆辙。

 

自此之后,她再也不敢乘坐电车。

 

除了代课之外,杨绛在上海沦陷时期谋过的生还有:给广东富商的女儿当家庭教师、当女校校长应付地痞瘪三、业余时间写剧本……

 

赚到的钱却总是不多,她会像上海弄堂里的妇人一样,抢紧俏的大米,把煤厂不要的煤末子“视为至宝”。

 

种种窘迫,大致如此。

 

 

杨绛落魄的时候,也是张爱玲最风光的时候。  

 

1943年,在周瘦鹃力捧下,年仅23岁的张爱玲以《沉香屑·第一炉香》一举成名,此后“月月小说问世,篇篇震动文坛”,风头一时无两。

 

挣最多的稿费,买最华美的衣服,二十出头的张爱玲可能是上海滩最快乐的女人。

 

日伪政权下局势变幻莫测,前辈郑振铎、柯灵等人劝她稍且收敛锋芒,“不要良莠不齐地四处发表作品,以防中了某些政治圈套”。

 

谁料张爱玲大大方方回答,出名要趁早,不仅不收敛,反而催促出版社“趁热打铁”出版她的小说集。

 

 

众所周知,张爱玲是李鸿章后人,自小成长于一个逐渐没落的封建家族。母亲离婚后出走家庭,父亲与后母待她不好,经常受到打骂。

 

在一次逃离后,她搬去与母亲及姑姑同住,又在她们的帮助下赴香港大学读书,后来因战争中断学业返回上海,没钱继续读书,生活日益拮据的情况下才选择“卖文为生”。

 

家庭于杨绛而言是港湾和依靠,而对张爱玲来说,则是急于挣脱的黑洞。

 

童年阴影、亲情淡漠、窘迫缺钱,她人生中的不愉快大多来源于此,也因此形成天性冷淡、怀疑一切的性格。

 

与此相反的,她也没有像杨绛那样亲历过战争带来的刻骨痛楚。

 

这种成长背景下,所谓民族大义、家国情怀,于她是淡漠和无感的。

 

所以她可以没有包袱地写“政治不正确”的《色戒》,也可以和污点文人胡兰成谈情说爱。
 

 

西宁癫痫专治医院?1px; overflow-wrap: break-word !important;"> 如《倾城之恋》中“大时代的崩塌成全小人物的爱情”的主题,战争阴云下,上海特殊的孤岛时期文学反而成全了张爱玲的“传奇”故事:

 

她不写抗战文艺,也不写避世的消闲文学,独树一帜,注目于战事之外的凡人琐事,怨偶姻缘之间,又集古典佳韵、现代风情于一身。

 

张爱玲的小说一时风靡,身在上海的杨绛想必是看过的。

 

那时她正全力辅佐钱锺书创作《围城》,替他挡下了家中大小琐事,好让丈夫腾出时间安心写作。

 

一样的才女,迥然的处境。

 

在上海的这几年,钱杨夫妇坚守“文人气节”,仅与李健吾、傅雷、陈麟瑞等左翼爱国知识分子交往,自述与“大东亚共荣圈”里的作家泾渭分明、不相往来。

 

大抵是张爱玲出名时锋芒毕露,写出来的作品又缺乏“家国意识”,加之与胡兰成有感情问题,让杨绛觉得她是“共荣圈”中人,因此才有了“意境卑下”、“性饥渴者”、“看不入眼”等评语。

 

但深究张爱玲的生平与作品不难发现,杨绛其实误解了张爱玲。

 

张爱玲对政治的态度是天然疏离,任何一方的立场,她都直冲保持警惕和怀疑。

 

倘若张爱玲真如杨绛所说是“大东亚共荣圈”中人,恐怕她也不会平安无事地待到了新中国成立之后。

 

说到底,杨绛对张爱玲的不满,其实是一个文学的价值取向问题——文学是否承载社会功用?承载何种社会功用?

 

这是一个永远都辩论不出结果的问题。

 

 

除去文学范畴内的“看不入眼”,杨绛对张爱玲的偏见还有一部分来自私人因素。

 

杨绛比张爱玲大9岁,如杨绛在信中所说:

 

“我的外甥女和张同是圣玛利女校学生”,她们俩不是同一辈人。

 

正统大家族出来的大家闺秀,对晚辈的“奇装异服”看不惯是很正常的。

 

而张爱玲是谁呢?是一个会将人生第一笔稿费拿来买口红的早熟少女。

 

 

后来如夏志清高捧张爱玲,不免带着读者仰视前辈大师的尊敬,而杨绛与张爱玲属同时代生人,祛魅之后再来看一个比自己小的女孩异于常人的穿衣打扮,有这样的评价也不足为奇。

 

但在没有见过本人的情况下,就武断地说张爱玲“相貌难看”、“举止不自然”,杨绛在此就稍显刻薄了。

 

毕竟两人外貌如何,有真实相片为证,大家见过后有自有判断。

 

杨绛不喜欢的另一重原因,也可能和傅雷有关。

 

癫痫病如果经常性的发作,那么还能得到治疗吗?B", "Microsoft YaHei UI", "Microsoft YaHei", Arial, sans-serif; font-size: 15px; letter-spacing: 1px; overflow-wrap: break-word !important;"> 傅雷一家与钱杨夫妇在上海时住得很近,两家往来频繁、互为挚友,而张爱玲与傅雷颇有恩怨。

 

1944年,张爱玲极速走红后,傅雷曾化名迅雨发表过一篇名为《论张爱玲的小说》的文学评论,文中先是盛情褒奖了《金锁记》是“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然后笔锋一转,对《倾城之恋》、《连环套》等提出了批评。

 

作为新人的张爱玲也实在是显得“不通人情”、不够圆滑,随即发表一篇《自己的文章》针锋相对,文章主旨不外乎四字箴言——关你屁事。

 

直到张爱玲到了香港后,她才从宋淇那得知,“迅雨”就是大名鼎鼎的傅雷。

 

 

此外,张爱玲还发表过一篇小说《殷宝滟送花楼会》,以第一人称讲述了“我”的朋友殷宝滟爱上了有妇之夫罗教授的故事。

 

小说的最后,殷宝滟听从“我”的建议,离开了上海去内地嫁人。

 

小说中罗教授的原型正是傅雷,殷宝滟的原型则是张爱玲的好友成家榴,当时傅家与成家住得很近,距离杨绛和钱锺书家也不远。

 

傅雷和成家榴的恋情虽然是真,但也经不起外人这样评议戏说一番。

 

小说发表后,成家榴当即与张爱玲断绝了关系。

 

四十年后回忆起此事,张爱玲罕见地自我反省,认为这篇小说:

 

 

以上张爱玲与傅雷“作对”的行为,杨绛一定也有所耳闻。

 

这位让老友难堪的年轻女作家,一定不太讨杨绛的喜欢。

 

 

然则无论是从外甥女那听说,还是通过傅雷间接了解,这些都是无伤大雅的细节了。

 

当战争结束,当上海的孤岛时期过去,两位才女选择了不同的路,从此决定了她们分叉的后半生。

 

上海解放后,张爱玲选择留下,但属于她的上海时代已经过去了。

 

1950年,她以“梁京”的名字出席了上海市第一届文学艺术工作者大会,坐在后排,旗袍外面罩了件网眼的白绒线衫,在男女一律的蓝布和灰中山装中格格不入。

 

而“梁京”笔下小说《十八春》的结尾,男女主人公纷纷投身革命,去东北参加建设,也不再是《传奇》中男男女女的模样。

 

两年后,张爱玲以“继续因战事而中断的学业”为由从上海到香港,5年后飞赴美国定居,从此再无踏上上海的土地。

 

在美国,她将《十八春》改名为《半生缘》,删去了结尾沈世钧、顾曼桢等去东北的部分。

 

美国的异域环境里,张爱玲无法写出如二十几岁时轰动的作品,仅靠翻译与大学研究员的身份营生,晚年主要以四十年代小说的版税维持生计。

 

 

1995年,她独自逝世于美国洛杉矶一个公寓中。

兰州癫痫病应该如何治疗uot;PingFang SC", "Hiragino Sans GB", "Microsoft YaHei UI", "Microsoft YaHei", Arial, sans-serif; font-size: 15px; letter-spacing: 1px; overflow-wrap: break-word !important;">  

在中国文坛,张爱玲这个曾经响彻云霄的名字,一度销声匿迹三十多年。

 

当年傅雷评价张爱玲小说的那篇文章最后,曾引用一位外国人说起“张爱玲热”时的原话:

 

“奇迹在中国不算稀奇,可是都没有好收场。”

 

孤岛之后的张爱玲,虽然不能算“没有好收场”,但在某种程度上也算是一语成谶。

 

上海解放后,杨绛也选择留下。

 

她在《我们仨》中写道说:

 

 

然而此后二十多年,她在历次运动中受尽磨难,也亲眼见证傅雷等老友相继离去。她与钱锺书的感情,在苦难当中也愈发显得珍贵。

 

等到走过苦难,钱杨两人在神坛上被人越捧越高,然则“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90年代钱锺书钱瑗相继离世后,杨绛多年深居简出,埋头整理夫妻二人的研究成果。

 

 

2016年,张爱玲去世21 年后,105岁的杨绛也安详地离开了人世。

 

社交媒体鼎盛的年代,人们用一段据称是杨绛名言的话术刷屏缅怀她的离去:

 

 

后来被证实,这段鸡汤话语并非杨绛所言,也让她的离世演变为一场大型刻奇。

 

两位才女,两种出路,最终殊途同归。

 

 

1961年前后,杨绛和钱锺书正饱受各种运动之苦,张爱玲在美国得不到好的机会,大家的生活一样惨淡。

 

这一年,一位叫夏志清的研究学者完成了一本叫《中国现代小说史》的拓荒巨著。

 

这本书一反大多数权威学术著作,史无前例地将钱锺书、张爱玲、沈从文三人列为中国近现代作家中第一等的位置。

 

在此之前,三位作家在文学长河中几乎被人忽视和遗忘。

 

从此之后,钱锺书与张爱玲的文学成就才开始被人所熟知。

 

张爱玲成为了众人崇拜的“祖师奶奶”,

 

杨绛则因丈夫钱锺书,成为了人们口中“最贤的妻,最才的女”。

 

盛名之下,日后围绕在她们身边的争议与追捧,也统统由此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