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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研究:从“返回历史现场”到“文学”与“

时间:2019-07-09来源:沸腾文学小说网 -[收藏本文]

  2018年12月1日至2日,菊生学术论坛第12期、《开放时代》第六次工作坊 “人文知识思想再出发——多学科的视野”在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举行。本次论坛由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商务印书馆、《开放时代》杂志社、中国艺术教育研究院联合举办,共分文学、艺术、哲学、宗教、教育学、性别研究、文化研究、历史学、心理学和综合讨论场“人文知识思想再出发:是否必要?如何可能”十个场次。来自北京、上海、广州、杭州、南京、重庆、台湾等地的众多学科学者受邀出席并参与讨论。下面摘发的是“文学研究专场”的讨论。

  【导语】新时期以来,在现代文学学科的转型发展过程中,“返回历史现场”得到了专业学者广泛的提倡,也成为凝定年轻研究者身心的志业方向。但受80—90年代“告别革命、走向现代”思潮的影响,20世纪作为一种历史已经“完成”了的总体性的认知心态潜在左右了“现场”的返回。在这样一种取消了历史紧张感与整体结构感把握的“知识化”的认知中,无论“现场”多么复杂、丰富,却是被“规定”的,无法对我们有关文学与历史的认知产生深层的扰动。如何打破对“文学”与“历史”的实体性想象,在一种紧张、变化的关系与联动过程中打开“文学”与“历史”,就显得迫切与重要。

  姜涛(北京大学)作了题为《从重返“现场”到“历史”与“文学”的双向打开》的报告。

  他首先追溯了现代文学学科1980—1990年代以来的发展轨迹,指出新时期以来,学科发展受到了“历史反思”与“学科扩张”两种“转型”驱力的合力影响。对1950—1970年代服务于“革命史”意识形态教育的、已有现代文学研究范式的“历史反思”,是学科“转型”的主要动力之一,其目的在于挣脱对政治史、革命史的高度依赖,将现代文学学科努力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审美的历史学科”,研究重心也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胜利转向现代中国文学语言形式、审美体验、思想观念的“现代化”探求。在这一以“历史反思”为趋向的研究中,诸如“重写文学史”“20世纪中国文学”等80年代应时而生的研究视野,进入90年代后逐渐融入并沉积于常态化的学院知识生产,在释放被20世纪激进文化“压抑”的种种诉求下,出现了打通新旧、雅俗并置的多元共生局面;另一方面,在现代文学学科不断展开“历史反思”的同时,以文学为线索,跨越学科边界、打通文史、扩展现代文学研究空间的努力越发凸显。在后一研究趋向中,现代文学越来越多地被放置在与现代政治、思想、学术、社会思潮、城市空间、出版教育、地域文化等多重关联中去考察,一种无所不包的、百科全书式的“大文学史”似乎成了学科发展的前景。在上述两种研究趋向激荡相长的发展过程中,作为一种方法论,“返回历史现场”由于既能接纳学科扩容之活力,又勾连着现代文学研究进行“历史反思”的内在要求,从而成为那时最能凝定年轻研究者身心的一种“志业”方向。

  然而,在90年代“告别革命,走向现代”的整体思想氛围中,现代文学学科“反思”与“扩张”的宁夏癫痫病医院转型过程连缀了一种越来越固化的总体性历史认知心态,即:20世纪作为一种历史似乎已经“完成”,研究工作可以充分将其对象化、知识化,呈现其复杂性、丰富性,甚至可以检讨其展开过程中的社会文化机制、历史限度。但这样一种取消了历史张力的认知态度,属于“史家的逻辑”,而非王汎森所称许的“事件发展的逻辑”,所以当90年代中后期“返回历史现场”变成了不言自明的学术惯性,原有研究视野的内在遮蔽性与危机便慢慢暴露出来。比如现代文学学科空间的扩张、多种文化诉求的释放,造成了学科价值前提的不断相对化,而由此带来的“历史反思”的契机,由于固化在90年代专业化下“多元共生”的轨辙中,使得20世纪文学及文化实践对历史社会变革内在参与而形成的紧张感、整体结构感实际处在不断流失之中。与此相关,如果失去了把握历史现场和整体结构感的思想张力,“重返历史现场”很容易变成一种平面化的知识拓殖。其后果是,呈现的细节再丰富,返回的“现场”可能也只是一个被“规定”了的现场,并不能与我们的认知发生深层扰动。与此取径不同但存在类似症候的,是与学科空间扩张联系在一起的向外“弛骛”的跨学科趋向。对于社会史、思想史、政治史、乃至诸多批判理论的援引,确实为现代文学研究构造出一种宏观的总体性关联视野。但特定学科的认识框架,其本身形成的历史轨迹、针对性以及在雄辩展开中自身的硬化,可能会闭合文学实践对于更为内在、错综状况的感知。

  姜涛指出,近年来针对现当代文学研究“历史化”“社会科学化”的质询、反省也一直在持续,但此类检讨不是建立对在当下知识生产状况的整体反思上,而往往停留于“方法”本身,最终落回文学“内部”与“外部”的二元辨析中。这种相当固化的、静态的直观认知,导致的可能是文学内部与外部双向封闭,文学感知和历史感知的双重稀薄。在他看来,首先要破除的,正是有关“文学”与“历史”的实体性想象,在保持特定历史时刻紧张感的前提下,对相关历史脉络进行耐心体知、对历史内在“问题结构”敏锐洞察,才可能让“历史现场”真正显形、敞开,进而也才能打开历史进程中的、充满了紧张感与可能性的文学实践。

  他以近几年北京·当代中国史读书会等师友所开展出的革命文学研究的新局面来进行说明。他指出,当代史读书会的诸位师友通过暂时悬搁历史“完成”后的前提预设,赤手空拳与社会史脉络肉搏。在这样一种研究实践中,“文学”和“革命”的关系不再简单表现为前者去服务、推动、表现后者,“文学”本身就被理解为一种进入社会肌理、回应各种复杂状况并保持一种理论紧张的内在实践。也就是说,“文学”和“政治”都不再仅仅立足于原有的“本性”,而是被置于动态的、充满张力的进程和关系中去把握。随后他又以自己近年致力于40年代国统区作家的研究为例,认为处理这些不完全处于或外在于革命政治进程,但同时又沿着各自的感受与思想脉络去回应历史变动的个案,需要构造有别于革命作家赵树理、柳青的特定的社会政治视野。这些作家,如沈从文、卞之琳、穆旦、路翎、沙汀、朱自清等虽然没有太多被革命政治调动,但是他们的写作同样触及“现代中国”的某些核心议题,不乏独什么是原发性癫痫特、丰厚的现实感知。而且,在战时高度的社会流动性中,40年代文学呈现的“内在性”也突破了五四新文学的传统,在不断向外敞开与向内卷入中形成“丰富、和丰富的痛苦”。如何认识这种“内在性”的活力与限度,对之加以调整、转化、使之衔接于社会的重造、国家的重造,不仅是单纯的“改造”,同时是一个“人”的理解问题,更是一种深层的文化重造。

  当代读者对于沈从文、穆旦等作家所谓“丰富、和丰富的痛苦”有更多情感与精神上的共鸣,这与他们在社会位置、自我认识、心理困境等方面与这些作家有很多结构性的相似有关。如果这部分不安的内在体验没有被很好地整理,则可能进一步固化内在心灵的不安与疏离。因而,在特定的社会历史结构中,深入“丰富、丰富的痛苦的内部”,体察其历史认知的可能,检讨其内在的局限,在与左翼革命文学脉络的参照、对话中,构造更为整全的联动性视野,也会有助于当代文学感知的成长、突破。最后,他以个人教学海子的诗为例,说明如果能在“诗教”或情感教育的层面很好地打开诗中孤绝困苦的精神结构,将之置于社会文化历史的脉络中来分析,也许会带来文学感知、社会感知获得揭示甚至修复的可能,进而起到某种疗愈的作用。

  余旸(西南大学)借用贺照田从“苦恼”出发的说法,将姜涛针对当下文学研究中风行的“返回历史现场”存在的问题与危机而提出的研究思路,表述为:从“紧张”出发的文学-历史研究。借此线年代以来当代诗歌最为重要的诗学概念——“历史意识”(有时也被表述为“历史想象力”),补充展开了对当代诗歌批评与写作的危机的讨论。

  他指出,“历史意识”,即诗歌如何承担历史、介入现实的问题,在新诗史上,并非陌生的线年代诗歌”提出了“历史意识”有其时代特殊性:一方面是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社会历史语境的一系列剧变,另一方面则是新诗作为一种文化实践如何应对越来越明显的边缘化的压力:上述两个方面驱使继续写作的部分诗人反思80年代诗歌的“非历史化”的纯诗倾向——即在80年代的政治/文学二元结构或者文学特殊性话语逻辑支配下的文学倾向,表达了使文学恢复“向历史讲话”的共识,但是为了区别于1950—1970年代“文学为政治/历史服务”的观念,又着力凸显“90年代诗歌”处理历史时的审美优先立场,将之审慎地表述为:“诗歌审美为历史留出了空间”。这实际上意味着,90年代以来的优秀诗人非常明确地意识到,要在他们的文学感知与他们的社会感、历史感和现实感之间建立一种紧密的关联,而个人的写作实践将不再是一种特殊的知识形态或情感寄托的飞地,而是始终与现实认知、社会实践进程息息相关。

  随着1992年后市场化进入轨辙并成为一种常态化的事实,1980—1990年代之交诗人们曾经获得较为活跃、紧张的历史感、现实感与政治感,这本来为突破1980—1990年代社会思潮所形塑的观念、感受结构提供了契机,但在“告别革命,走向现代化”的社会思想氛围的影响下,诗歌写作与批评?不能深入历史-现实的脉络来突破、重造,反而逐渐懈怠而趋于僵化,这在写作上表现为文学感受的固化。长时间的用药治疗癫痫病对身体有伤害吗?当代诗歌写作与批评的这一危机突出表现在“历史意识”这一诗学概念随后的发展、变化中。余旸分别从“历史意识”的发展、症状、问题以及引发的后果四个方面来揭示当代诗歌写作与批评遭遇的困境。

  第一,“历史意识”在90年代后期演化为“历史个人化”。这样一种看似摆脱了政治压制而获得充分自由的个人化写作,曾经为“90年代诗歌”的写作提供了丰富、多元的因素。但由于作为前提的“个人”未经分析与探讨,90年代初充满了内在紧张的历史感、现实感,很快蜕化为丧失了内在张力、容纳差异和相对化的“历史意识”,较为轻易地被后现代史学与消费意识所吸纳。这一点尤其表现在“90年代诗歌”代表诗人们在近些年写作的历史题材的长诗中所展现出的历史认知。

  第二,最初“历史意识”的提出,是作为对当时特定阶段的历史事件的自我反思反映到诗歌写作的调整上;进入90年代中期前后,绝大部分诗人往往很方便地将“历史意识”想当然地理解为“日常生活”,而随着“历史意识”的逻辑在中国当代社会中的展开与深层运动,出自一种对诗歌最初遭遇社会重大历史事件的失语、焦虑与尴尬后形成的应激反应,诗歌的“历史意识”又往往表现为对受媒体影响的社会重大历史事件与热点问题的各种情绪性的应急表态。由此可以看出:最初提出“历史意识”这一诗学概念时,其实许多诗人们的内在意识结构依然暗中受制于80年代通常的“文学/专制政治”的理解逻辑:当他们在“历史化”的名义下提倡写作“日常生活”,固然有针对80年代“纯诗写作”的趋向,但将“社会日常生活”理解为“历史”的普遍趋势,还是暗合了当时包括文学界在内的文化领域消解宏大历史叙述、提倡“小叙事”的整体思想氛围。与抒写“日常生活”相对但没经挑明的是,社会重大历史事件,无形中就被很多诗人或批评家略等于当时文学的政治正确试图要消解或回避的“宏大叙事”。所以,当作为“历史”进程一部分的社会重大历史事件,在社会生活中以现代传媒为工具,突然包围了当代诗人时,诗人与诗歌批评家们都曾普遍地遭遇了失语、焦虑与尴尬。这一现象,也表明当时很多的诗人与批评家并不仅仅是诗歌技艺上,更是在社会历史的认知上缺乏准备与深入的思考。虽然在充满了紧张的特殊历史时期已经敏锐地意识到了文学感受要与个人的现实感、社会感、历史感建立紧密的关联,但是他们的现实感、社会感、历史感依然被1980—1990年代社会思潮暗中型塑。

  第三,进入21世纪后,随着“打工诗歌”“底层写作”的出现,导致了诗人及批评家中出现了诗歌伦理(审美)与社会伦理之间尖锐的对峙。可以说,类似的争论彻底暴露出了存在于“历史意识”概念内在的含混与矛盾,也即争论双方在“历史意识”所包含的社会感、历史感、现实感出现了分歧:一方面,“90年代诗歌”提出了“历史意识”,自谓要处理当下的历史—现实;可是却被提倡“打工诗歌”“底层写作”的诗歌批评家斥责为“技术至上主义”,不能反映“现实”或者“时代问题”;另一方面:90年代初提出“历史意识”时所预设的审美←→历史的包容态度,已经裂变为审美/历史的尖锐对歭。争论双方不是进一步小儿癫痫的治疗方法深入反省并检讨人己的历史—现实感、在互动中实现历史-现实脉络的深入,反而是固执一端,或“审美”,或“现实”,相互指责,由此引发的一系列争吵,初步显露出了“文学”感知与“历史”感知双向固化、单薄的症候。

  第四,由于不能在“文学”与“历史”的相互深入中彼此打开,实现“审美—历史”充满张力的互动,“文学”或“现实”都凝固化了。当下激化的社会政治状况无疑进一步加深了审美/历史之间的撕裂,从而在文学青年中也出现了两种较为极端的分裂:一种是坚持疏离式个人主义态度的青年极易趋向于“审美”的一极,而将之吸纳在现代主义诗歌的谱系中。正如姜涛指出的,他们在这一趋向下极易将他们所共鸣的穆旦的诗歌方便地理解为“现代主义”、“存在主义”和“生命哲学”之类,从而弱化了根植于历史—现实所获得的充满了活力与生机的文学可能性;一种就是投身于因为社会形势的激化而出现的社会政治立场中,从而无法较为准确地展现出当下历史—现实的丰富性与复杂性,进而也不能展现出在历史中掘进深入的文学。这种二元对立的固化理解,无疑既窄化了当代诗歌所应该展现的思想认知上的可能性,也弱化了文学应该具有的与历史—现实之间深刻的关联。“文学”与“历史”只有在互动中双向打开,才可能有助于根植于历史—现实脉络与生机的当代中国文学感知的良性培植,也有利于立足于中国历史—现实的脉络中的人通过文学获得较为有机、充沛的历史感、现实感与社会感。

  程凯(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指出,在所有学科里,文学几乎是最愿意吸收其他学科成果的,但问题在于,如何面对经验研究自身所蕴含的历史感、社会感?他认为,一方面我们要听取不同学科在相关问题上的认知,并向所有的学科借鉴与学习;另一方面,又不能完全理所当然地将其他学科的认知作为前提,而是要挖掘文学经验中蕴含的历史认知挑战感和社会认知挑战感。

  姜涛补充了程凯的问题,他指出当代诗歌中类似的问题特别严重,有些诗人及批评家往往借用其他学科的认识架构理解自己的经验,反而造成了对诗歌经验的不重视,需要反思这种极其观念化的方式。

  冷霜(中央民族大学)认为,引发“诗歌伦理”与“社会伦理”之争的“打工诗歌”现象不仅仅在诗歌界有反响,在持有不同立场的研究者和人文知识分子中也引起了关注和讨论,但是这些关注和讨论往往是从自己原有立场简单外推的结果,缺少对打工诗歌及这一现象本身深入的认知。如何深入理解“打工诗歌”现象以及被归入“打工诗人”的这一写作群体内部不同脉络的观念实践,仍然需要更为细致的研究工作。

  董丽敏(上海师范大学)对姜涛和余旸的发言很有共鸣。她回忆个人的学术历程,在完成博士论文后极度沮丧,当时的感觉似乎是文学研究从制度史的角度进入,就不需要文本细读的工作。她反思自己的这一学术经验,提出了两个依然需要努力的方向,一是重新理解“文本”,用情感的方式讨论历史当中的人,同时把制度史的视角融合进去;二是,文学研究如何历史化和处理当代性的问题需要进一步反思和讨论。返回搜狐,查看更多